在艱苦奮鬥中堅守熱愛——新中國第一批大學生追憶

日期: 2021-09-30 閲讀: 來源: 關鍵詞:

1949年,歷經半個多世紀風雨滄桑的新中國終於成立了。在艱難困苦中探索的高等教育也和新中國一起邁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1949年,各高等學校仍然採取單獨招生。1950年開始,同一地區的高校進行聯合招生,西北區七院校統一招生。一直到1952年,新中國有了第一次全國統一高考,從此進入統一命題、統一考試、統一錄取的高考時代。

據蘭州大學檔案館保存的《蘭州大學一九五〇學年度各區錄取入學新生名冊》記載,1950年蘭州大學有文學、理學、醫學、法學4個學院,中文、歷史、俄語、少數民族語文(含維文、蒙文、藏文)、數學、物理、化學、化工、動物、植物、地理、水利、經濟、銀會、醫療等18個專業最高計劃招生570人。實際招考中,按照蘭州區、西安區、成都區、武漢區招收來自全國20個省256名新生,女生40餘人,包括漢、回、滿、蒙4個民族。

蘭州大學1950年度擬招各系新生最高名額表

在新中國成立72週年到來之際,我們尋找、採訪、收集、整理了5位1949-1950年間入學的老先生的珍貴回憶,將他們稱為“新中國第一批大學生”,從不同的側面勾勒出蘭州大學、新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在歷久彌新的精神中追尋繼往開來的動力。這是一部穿越時空的美好往事,更是一份矢志報國、不懈奮鬥的青春宣言。

鄧汝温:留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我從不後悔

個人簡介:鄧汝温,1933年出生於廣州,1950年考入中山大學化學系學習,1953年畢業後到蘭州大學任教,教授、博導,九三學社社員。曾經擔任全國稀土藥物研究小組組長,主要研究方向為稀土藥物。獲得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

1985年,鄧汝温於加拿大

我出生在一個重視教育的家庭,留學日本的父親對我的學業尤為看重。我五歲上學,在學習英語方面感到吃力,父親第二天便請了專門的老師為我補課。也正是如此,我的各門成績都很好,這離不開父親開明的教育理念。當時分年級需要參加入學考試,通過考試才能進入該年級,小學階段我只上過小學一、二年級和六年級,中學便進入了廣雅中學學習,那是當時廣州最好的中學,1950年就順利考上中山大學。

考上大學時我只有17歲,比同齡人都小,但是在思想上已有自己的判斷。1949年10月,廣州解放,隨後我的父母準備前往台灣,我面臨改變自己人生軌跡的選擇:一邊是跟隨已經準備好機票的父母前往台灣發展;一邊是獨自留在內地學習生活。當時心中只有一個念頭——我要留下來。

如果當時我跟隨父母前往台灣,發展也不會差,但我從不後悔當時留下來,熱愛共產黨,就要留下來。當時對政治學習抓得很緊,中山大學化學系沒有一名黨員,我被推選為學生會主席,積極組織學生進行政治理論學習,同時兼顧關照同學們的日常起居。

那時候因為國家急缺人才,所以大學是三年制。1953年,我大學畢業,被分配到蘭州大學化學系工作,這一做,就是40餘年。雖然我性格當中不太愛説話,但是我的內心卻燃着對化學和祖國的熱愛之火。

初來蘭大,條件非常艱苦,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蘭大化學系濃厚的科研氛圍,大家平常見面談的都是學術和科研,來到這裏我真正開始了科研之路。

蘭大化學人幹勁十足,即便沒有自來水,沒有冷凝管等基礎硬件設施,但大家創造條件,用盆子,用虹吸現象的原理,創造着條件做實驗。就是在這樣的艱苦中,1978年,我的成果《稀土元素的提取、分離分析和應用的研究-伯胺萃取法從包礦中分離釷和混合稀土》和蘭州大學其他22項成果一起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

當時由於我有海外關係,從來沒有想過出國進修。1985年,國家政策調整,學院領導找到我,問我是否有意願參加英語考試出國交流。我當時想,沒有準備當然考不上,但是這樣來問我,為什麼不去考?雖然沒有抱希望,但是也去考了。結果想不到第一次就考過了,當時化學院大概有六七個人考,我是第一名,是真真正正考試出國。

鄧汝温先生近照

在我身後,還有一位永遠支持我的妻子。在西安工作的妻子,想一家人團聚,便想將我調入西安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給我發來調函,但是我對蘭大有深厚的感情,我想留在蘭大,留在這片揮灑青春的萃英門。妻子執拗不過,便也跟着我來到了金城。在持續的政治理論學習中,我不斷加深對黨的認識,提高自身政治修養。雖然自己因為有海外關係不能入黨,但我積極要求家人向黨積極靠攏,兒子在我的鼓勵下,成功加入中國共產黨。

留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度過這一生,我從不後悔。這72年來,我見證了祖國的發展,我在艱苦奮鬥中堅守熱愛,我也在祖國的發展中看到了未來的希望。

張維信:我和蘭大的三十多年

個人簡介:張維信,男,1923出生於甘肅靖遠。1949年在蘭大地理系學習,1953年畢業後在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任職,主要研究方向為冰川冰緣演化以及凍土研究。任職期間先後擔任中國地理學會冰川凍土分會常務理事、甘肅省環境科學理事會以及民盟蘭大總支副主委。科研成果豐碩,第四紀冰川冰緣環境演化的研究項目獲甘肅省高科技成果一等獎,1:100萬西寧幅地貌圖的研製項目達到國際水平。1985年獲蘭州大學教師教學質量優秀獎,曾評為蘭州大學各民主黨派、僑聯、台聯為統一祖國,振興中華做貢獻表彰大會的先進個人。

1949年11月,我正式成為蘭州大學的一名學生,在地理系學習。入學時,學校會讓我們每一個人簽署《入學保證書》,我看到保證書上寫的幾行字:“要遵守一切規章制度,要遵從師長教誨,如因犯規則開除”,我不禁開始思考這是怎樣的一所大學。未曾想到一紙保證書,讓我和蘭州大學結下了三十多年的不解之緣。

1976年9月,張維信在拉薩大昭寺

1953年,在接受了四年的系統學習之後,毅然決定留在蘭州大學,為母校做點建樹,我成為資源環境學院的一名老師,從助教到講師到副教授再到教授,送走了一屆又一屆學生。

我教授的課程有普通自然地理、冰緣地貌等。在教授理論的時候,也十分注重實踐能力的培養。學生們需要有理論的基礎架構,但絕不是關起門來就能把研究做好的,得走出去、動起來。

在暑期前期,我會帶上學生們進行為期十多天的地貌實習,讓學生們親眼看看書中出現的各種地貌的實物。然而,青藏高原的氣候反差是極大的,一會兒陰濕高寒,一會兒燥熱難耐,學生們和老師們都經受了不小的考驗。每天出發前,我們幾個老師都會和同學們半開玩笑道:出門要帶上充足的水,不然可就回不來了。

1982年,幾位畢業生在我的影響下選擇去西藏工作。我一直鼓勵學生們要面向基層、面向農村,看到自己培養的學生能夠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實現個人價值,我想這也是作為一名老師莫大的榮譽。

1984年5月,地質地理系部分教師留影。第一排有李吉均教授、張林源教授、張維信教授、艾南山教授等。(攝影:宋明琨)

在蘭大的這幾十年,雖然沒有取得多麼偉大的成績,但也算是為蘭大做了一些小事。為了提高基礎學科理論,我在1954-1953年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地理系進修普通自然地理學。在教學過程中,我深感教學材料的貧乏,於是聯合蘭州大學、原鐵道部西北科學研究所共同翻譯了一本俄語版的《普通凍土學》新教材。我參與的第四紀冰川冰緣環境演化的研究獲得了甘肅省高科技成果一等獎。

在1:100萬西寧幅地貌圖的研製項目中,我們同中國科學院蘭州地表研究所完成了陝甘寧四省區地表區劃,這也為當時經濟建設的發展提供了應用價值。實地調研的條件是艱苦的,我們帶着鍋,晚上回不去的時候就搭上帳篷,架起鍋,用汽油噴燈照着做飯。當時,許多老師和學生的食慾受到了高原反應的影響,然而唯獨我一個人吃得香,大家也因此打趣地喊我“肥味老師”。

1987年,我向學校提交了退休申請,我和蘭大因一紙保證書相遇,也因一紙退休申請告別蘭大。在蘭大匆匆三十多載,實現了很多目標,獲得了一些榮譽,但最終都歸為對蘭大依依的不捨和深深的情感。

時值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如今我已98歲了,我的一生見證了祖國的各種興衰時刻。惟願祖國繁榮昌盛,人民日益幸福,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何秉賢:此心安處是吾鄉,不辭長做新疆人

個人簡介:何秉賢,1931年出生,浙江蘭溪人,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教授。1950考入蘭州大學醫學院五年制醫療系,1955年前往新疆,後於新疆醫學院內科工作,教授,博導。是新疆現代心內科的開創人之一,獲得第六屆“黃宛心電學獎”,擅長心血管病專業研究和心電學研究。榮獲第五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道德模範,“2018年中國最美醫生”稱號。

何秉賢與患者交流

1949年,18歲的何秉賢在上海蔘軍並隨軍支援大西北,擔任了部隊的文化幹事,出於對知識的渴望,一年之後考入蘭州大學醫學院,進入五年制的醫療系開始學習系統的醫學知識。雖然僅參軍一年,但是為人民服務的信念成為了何秉賢一生的行動宗旨。

“服從組織分配”“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兩句話赫然留在何秉賢的大學畢業志願書上。這個來自江南水鄉的小夥子懷揣救死扶傷的理想,和其他13名畢業生隨着汽車的顛簸前往戈壁灘的深處。他説:“得知分配到新疆的消息非常興奮,我認為是很自豪很光榮的事,説明黨組織信任我,才會讓我到艱苦的地方去。”

何秉賢被分配到剛剛成立的新疆醫學院附屬醫院(即現在的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1956年前新疆心血管現代醫學方面幾乎完全是空白的,沒有心電圖機,沒有技術支持,我們也沒有上級醫師,且資料匱乏。”

為了更好地推動新疆醫學發展,何秉賢被衞生部選派到北京阜外醫院、協和醫院進修組織人事關係等一併轉到北京。本可以留在北京的何秉賢沒有絲毫猶豫便回到了新疆:“組織上送我來進修,是為了更好地建設邊疆。為新疆各族人民羣眾服務,是國家的需要,也是我個人的心願。”

何秉賢回到新疆,也帶回了先進的醫療技術。當年,他就做出了新疆第一份心電圖,開展了第一次心導管等檢查技術,成功安裝了第一個心臟起搏器。他將所學知識與臨牀經驗結合,撰寫出了一部50多萬字的著作——《臨牀心電向量圖學》。這是我國第一本自己的心電向量診斷教材,至今仍被視為權威在沿用。之後,他斬獲了“黃宛心電學獎”等心血管領域的重要獎項。

有了名氣,國內外不少醫療機構以優厚條件邀何秉賢前往工作。那個時候,各方面落後的西部省區留不住人才,“孔雀東南飛”現象很普遍。何秉賢一一回絕了來訪的人。他説:“我在新疆習慣了,離不開,況且新疆需要我,那裏的病人離不開我。”

他用“此心安處是吾鄉 不辭長作新疆人”形容自己。身邊的人都清楚,他親歷了新疆醫療從一窮二白漸漸發展到現代水平。年輕時“讓各族羣眾病有所醫”的理想,已經成為何秉賢畢生奮鬥的目標。

2018年,學校領導看望何秉賢校友

65年來,何秉賢培養了一大批少數民族醫療骨幹,有維吾爾族、回族、蒙古族、柯爾克孜族等等,這些學生現在已覆蓋全疆各縣市醫院,甚至鄉鎮衞生所。他逢人總是講:“在新疆,走到哪兒都有我的學生,這是一輩子最值得驕傲的事。”

天山有雪蓮,常年在零下幾十攝氏度的嚴寒中傲霜鬥雪、頑強生長,當地少數民族視之為奇珍藥草。在他們眼裏,何秉賢猶如一朵不枯的雪蓮,65年紮根天山,65年默默綻放,60年散發芬芳。

楊汝棟:感恩現在,青出於藍更勝藍

個人簡介:楊汝棟,1933年4月生,甘肅臨洮人。1953畢業於蘭州大學化學系,後留校任教,現為蘭州大學化學化工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無機化學領域的教學與研究,主要研究方向為非三價稀土化學和稀土配合物化學。

楊汝棟先生近照

1933年,在甘肅臨洮一個普通家庭,我哭喊着來到了這個世界,作為家中獨子,父母將全部心血傾注於我,讓我讀書識字明理。學習使我感到充實與快樂,更開心的是不斷的學習讓我找到了自己非常喜歡的事物——化學。

1950年高中畢業正趕上解放後第一屆高考招生,為了繼續求學,我與同伴一起進蘭州趕考,徒步兩天、路遇土匪都是小事,好在最後順利參加了考試。我的第一志願是蘭大化學系,第二志願是師大化學系,最終與蘭大化學系結緣,從此到未來的五十多年間,蘭大化學系成了我的第二個“家”。

那時候條件艱苦,當時蘭州周圍的山都是光禿禿的,整個蘭山只有一棵老榆樹,白塔山上一棵樹也沒有,偶爾有一兩株蓬草。市裏都是土路,溏土足有半尺高,沒有公交車,通行都是靠馬車。到了冬天宿舍非常冷,有的學生都凍病了。

除了這,還缺水,那會兒沒有自來水,學校就用馬車從黃河拉水過來,蓄到水泥池裏澄清,供學校師生日常使用和實驗教學。

當時化學系有無機化學、分析化學、物理化學、有機化學4個教研組,十幾位教師,教材都是從外文課本翻譯過來的,實驗條件更是簡陋,做有機實驗沒有磨口儀器,只能用軟木塞塞住,軟木塞又是多孔的,漏氣,怎麼辦呢,就拿做粉筆的石膏糊住。雖條件艱苦竭蹶,但教學絲毫不打折扣。左宗杞、陳時偉等留學歸來的化學大家都是親自授課,教學內容很豐富,同學們學得也很認真,實驗內容非常多,要整整做兩個學期,老師們要求也非常嚴格,考試採取的是口試的方式,老師把試題做成卡片,讓我們抽籤口頭作答。

每位老師都認真負責,我記得最清的是我的科研啓蒙老師韋鏡權教授,也是我本科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韋教授是國內有名的工業化學家,在他的悉心指導下我完成了“催化氫化棉子油”的相關課題,也正是這次經歷激發了我的科研興趣,是他把我帶進了科研的大門。

1953年我順利畢業並選擇留校任教,剛開始從助教做起,為學生答疑、輔導作業,後來可以獨自授課、做實驗,再到後來有能力指導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多年來我只要求自己一條: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

在蘭大任教的五十多年,帶了一茬又一茬學生,也見證蘭大培養了很多優秀的人才,在無機化學領域,尤其是稀土方向培養出來的學生輸送到了全國很多地方,北京、廣州、包頭、甘肅等各個地方的研究所、稀土公司都有咱們蘭大人。

現在好了,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富強,人民的生活也越來越富足,教學條件、實驗條件都趕上了,我希望青年人能體會到老一輩的辛苦,感恩現在的條件,能夠做到更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勤奮學習,有所作為。

田多麟:我們這輩人是跟國家一起走過來的

個人簡介:田多麟,1928年出生,甘肅民勤人。1950年考入蘭州大學經濟系,1956年畢業後留校任經濟系祕書工作4年,後因經濟系從蘭州大學轉出,歷經輾轉,在甘肅省財經學院、化工部蘭化設計研究院等單位工作。在蘭州石化四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獲得“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紀念章”。

田多麟蘭州大學畢業證書(攝影:李暉)

我們那一代人都是過着苦日子過來的,我只是其中一個,住着“土房房”、吃着“麪糊糊”長大的普通人,幸運的是趕上了新中國成立後招收首批大學生,讓我有學上、有書讀,讓我的命運發生了改變,是祖國培養了我,我也見證了國家一步步走到今天。回望過去的90多年,真是改天換地啊!

小時候我家家風就嚴,祖父曾當過縣長,品格高尚被鄰居尊稱“田三爺”;父親是燕京大學法律系高材生,他們從小教我知恥明理。後來考上蘭州大學成為1950級經濟系的一名學生,蘭大校風淳樸,教我勤奮刻苦。當時新中國剛成立,生活條件、教學條件都很艱苦,那時候從蘭州大學校長林迪生到每一位學生,喝的水都是用馬車從黃河邊拉過來的,經過簡單沉澱就可以喝了,倒在碗裏時還往往帶着黃土。老師和學生還經常同穿一件衣服,當學生要參加活動了,老師就把自己的西裝借給學生去穿。

條件雖然苦,但是對於學習我們可從來不懈怠,讀書機會來之不易,除去每天老師要求閲讀的《資本論》等書籍外,我還多要求自己每天讀100頁書,不完成就不休息,每天下課打好飯就往圖書館衝,當時就是一心學習,為的是響應國家號召,服從分配,就算逼着自己也要讀下去。這麼多年過去了,年輕時候養成的習慣老了也就改不了了,每天不讀書看報渾身不舒服。

1956年畢業後我就留校擔任經濟系祕書,後來因為經濟系從蘭州大學轉出,接着到甘肅省財經學院、化工部蘭化設計研究院等單位工作。現在想想我一生還算能説出口的成就可能就是在蘭州石化四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當時組織上還給我安排了四次療養,我很感謝組織啊。慚愧的是,學校培養了我這樣一個學生,但我為學校沒做出多大貢獻。

田多麟佩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紀念章”(攝影:李暉)

説説近年來最讓我開心的事就是獲得“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紀念章”,説實話受之有愧,我也沒做啥。70多年前報名參加抗美援朝,歡送會都開完了,本以為是板上釘釘,但因弟弟已經參加抗美援朝志願軍,一家只能去一個男丁,我因為沒去成傷心生病還休學了兩年。相比那些在保家衞國的戰場上拋頭顱、灑熱血的戰士,我真的受之有愧。

我經常跟孩子們説,不要總是想着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而要想想你為國家做過什麼。我們這輩人是跟國家一起走過來的,年輕的時候兩個人、兩條被、兩件校服就成家了,後來一家十幾口人,看着孩子們利用國家提供的機會,進修、下海、出國、創業,日子過得越來越好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新中國,誰知道得過什麼日子啊!我就是個普通人,幹好了職責內的工作,我一直感謝黨、感謝祖國!

(策劃、統籌:法伊莎採訪、整理:李蕾、吳麗燕、顧植敏資料來源:蘭州大學檔案館、新華每日電訊、天山網、“我把蘭大化學故事講給你聽”系列活動第三期、“我們蘭大人”第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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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郭敏傑
責任編輯:許文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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